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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密真实的高俅足球明星曾提拔了多位后来名将

发布时间:2020-12-25 06:38:33 阅读: 来源:切片机厂家

解密真实的高俅:足球明星 曾提拔了多位后来名将

搁一千年前,我们的足球水平领先世界,甩世界各大俱乐部几条长安街都不止。世界杯、欧洲冠军联赛、欧洲杯、所有联赛一齐在大宋朝举行,奖杯统统收入囊中,奖杯直拿到你手发软。

说到大宋的足球圈子,势必得讲到当时的足球先生——高俅!在名著《水浒传》第二章中,高俅就闪亮登场了。在书中,高俅是开封城中的一个破落户子弟,今天的话就是一个混社会的蛊惑仔,说好听点就是社会闲散人员。是得志便猖狂的小人,十恶不赦的奸臣。

然而,历史上的高俅真是如此吗?

首先,高俅不是市井小民,也不是什么流氓无赖,更不曾将林冲逼上梁山。

高俅,历史上实有其人,他最早是苏轼的书僮。他不但聪明灵俐,而且写的一手好字。

宋哲宗在位期间,在变法派与守旧派的排挤下,两头受气的苏轼被下放到地方任职。苏轼将侍姬这些全部发遣,却单单放心不下高俅,准备将他托付给同年曾布,哪知道曾布为避瓜田李下之嫌,婉言拒绝。苏轼无奈,转而将高俅推荐给了好友王诜。

苏轼被贬出京,精人情世故的高俅留在王府,很快又成了王诜的亲随。

王诜是神宗妹夫,在《水浒传》中却成了徽宗皇帝妹夫,整整差了一辈。宋室待外戚如同防贼,王诜只好每日诗酒自娱。因为其书法、词作、画作艺术成就颇高,一来二去,与同样坐冷板凳的端王赵佶臭味相投,成了艺术上的知己。

一天,赵佶、王诜二人一起等待上朝,赵佶向王诜借箅子修理鬓角。王诜的箅子刀制作精美,赵佶很喜欢。恰好王诜还有一把一模一样的,退朝回来就打发高俅去给赵佶送去。高俅到了端王府第,赵佶正在和一帮人踢球。赵佶虽然喜欢踢球,但只是个区县队的水平,见高俅在一边表现的不屑一顾,于是邀请他下场一起玩。

行家伸伸手,便知有没有,高俅一下场,“这气毬一似鳔粘粘在身上的”,其他人全成了打酱油的。高俅露了这一手,立即技惊四座。赵佶为其球技折服,于是派人告诉王诜,箅子收到了,送箅子的人也一并收下,不谢!

就这样,高俅又成了赵佶的身边人。如果说高俅当年随在苏轼身边做书僮,只能说他是在县级市的地方球队混的话,那么进入王诜府第他就等于因球技高超被选送到了省队。经过多年培养与提高,他入选了国家队,并荣幸地戴上了队长的袖标。俱乐部老板当然是端王赵佶了。

来的早、不如来的巧,历史证明高俅是个福将。到端王府时间才月余,喜从天降:哲宗皇帝因为滑精不止,年纪轻轻就龙游大海。赵佶是神宗第十一子,本来一心想做个太平王爷的,哪知天降大任于斯人,因缘巧合之下,成了哲宗接班人,史称徽宗。

赵佶即位为君后,每天见到的全是些陌生面孔,下朝后再看高俅这些亲随,自然会觉得特别亲切。有心提拔高俅,但王朝选拔任命官员有一套制度,并不能由着他的性子胡来(《水浒》中写的完全是小说家言)。文官都需要进士出身才可以,高俅的文化最多是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水平,属于一瓶子不满、半瓶子晃荡那种,伪文化人一个。让他去考公务员,等于是赶鸭子上架。

此路不通,只好改弦易张去当武官,好在武官对文化素质几乎没有什么要求,不但薪酬高、升职快,最重要的是可操作性强。

在徽宗的安排下,高俅先是下到想西北边防刘仲武军中挂职锻炼。刘仲武虽是一介武夫,却精通人情世故,乐得与新君心腹为伍,对他处处照顾。高俅本就为人圆滑,一来二去与刘仲武相处融洽,二人居然成了朋友。

运来如山,就在高俅在基层镀金时,恰好刘仲武率军打了几次胜仗。很快,高俅因军功得到提拔。此后步步高升一直做到殿帅,遍历三衙、掌管禁军二十年。高俅成了徽宗朝的当红辣子鸡,小伙伴对他踢而优则仕的彪悍人生羡慕妒嫉恨,一样的仆役随从,级别、待遇怎么相差这么大呢?见有人心怀不满,徽宗也懒得和这些货计较,淡然表示,你们也能如高俅那样踢的一脚好球吗?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!(汝曹争如彼好脚迹邪!)

本来,军事就是宋政府的短板,高俅并不是什么军事家,自然无法对大宋朝的国防建设做出杰出贡献。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“蹴鞠”一词,始见于《史记-苏秦列传》,战国时期,蹴鞠这项运动就有了。刘向《别录》载“蹴鞠者,传言黄帝所作。或曰起战国之时,蹴鞠兵势也,所以讲武知有材也。”战国以来,蹴鞠是军队演练的一种,属于士卒的训练科目之一。蹴鞠是对抗性很强的体育运动,在有宋一代成了军队必修课之一。派蹴鞠高手高俅去军中推广蹴鞠运动,徽宗皇帝也算是用其所长。

好在高俅是个千年一遇的复合型人才,除了在宋军中大力推广足球运动之外,为迎合徽宗好大喜功的心理,在训练军队时做了许多表面文章。据《东京梦华录》的记载,每次阅兵,总是以锣鼓喧天开始,吹吹打打结束。期间花样百出,徽宗瞧的频频点头,每次都是满意而归。

高俅不懂军事,却特别留意提拔“潜心武略、久习兵书”的军事人才。顺昌之战大败金兀术的抗金名将刘锜是刘仲武之子,40多岁时仍默默无闻,高俅发现、荐举了他,刘锜这才从军中脱颖而出,出现在公众视野中。

非但如此,高俅更是个知恩图报的人,发迹之后,念念不忘苏轼提携之情。只要有苏轼的子侄入京,“则给养、问恤甚勤”,与那种刻薄寡恩,过河拆桥之徒截然不同。

高俅与蔡京、童贯等奸佞并非一党,靖康年间,女真人渡过黄河南侵,宋徽宗禅位给儿子后,连夜逃离了汴梁城南下。因为走的匆忙,只带了蔡攸(蔡京之子)等几个亲信。高俅闻讯之后,立即与童贯赶往泗州护驾。哪知道,期间和童贯等人发生冲突,童贯与他的胜捷军护送徽宗继续南下,将高俅丢在了泗州。

高俅心灰意冷之余,回到汴梁城,不久病死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,高俅并没有卷入徽宗、钦宗父子相疑的内讧之中,得以寿终正寝。与蔡京、童贯等人的下场相比,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。总的看来,高俅大节无亏,庸人之资却因缘际会窃据高位,为后人诟病也是情理之事。

高俅在掌握军政大权时候大肆贪腐,不去琢磨着如何提高宋军的战斗力,反而将军营改建成私宅,还将禁军将士当作自家仆役苦力,导致军政不修、纪律废驰,战斗力下降。当女真军兵临汴梁城下时,城中十余万禁军成了中看不中用的摆设,汴梁城防在女真军的攻击下易手。二帝北狩,北宋覆亡,高俅确实难辞其咎。

但在北宋末年政治逸豫、腐败的大气候下,换什么人主持军政,也于事无补,无法挽救宋王朝的覆亡命运。《水浒传》那样埋汰高俅,无非是彰显“乱自上作也”。

或曰:众口铄金之下,高俅成了将林冲逼上梁山的罪魁祸首,从此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,留下了骂名千载。施耐庵如此处理,其原因早就借宋江之口说出了原因——只反贪官,不反皇帝!

试若高俅这厮活在当下,率领国足冲出亚洲,勇夺世界杯冠军,任命其掌管足协,相信大家都不会有意见。换个技术型官员去管理,总比外行指手画脚瞎哔哔好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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